许地山简介50字以下(研究印度哲学的许地山)

许地山简介50字以下(研究印度哲学的许地山)

《北平学人访问记》,贺逸文等撰,张雷编,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第一版,定价:96.00元(上下两册)

他的笔名是“落华生”;他的学问是在艰难困苦中求得的。“先父在光绪二十一年台湾事变后,将所有积产五万余金,散与部下,携子侄逃居内地。全家在穷困中度过数年。”

研究哲学的人,大概都知道许地山是研究印度哲学同古哲学的。同时喜欢读小说的人,也知道有个“落华生”,时常用锋利的笔调,暴露社会的深层。这个“落华生”的名字,就是许氏的笔名,所以虽然他是研究一种干燥的哲学,但是在社会上,仍是享有相当的盛名。不过普通人仅知道许氏是学术界的一个健将,而他自幼艰苦求学的经过,却被一般人所忽略。

记者在一个傍午的时光,与许氏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,在他的流利的谈话中,告诉我他的先人被当时大陆的赋税压迫,跑到台湾去找生活。同时当他三岁的时候,台湾被另一个国度所占领,使他们更感受痛苦,不得不再回到阔别数百年的祖国。他的父亲虽然争得了功名,在宦途混迹数十年,但所遗留下的仍是“贫穷”。所以许氏在艰难困苦中奋斗,完成了大学校与国外求学的志愿,而有学术上的成就。

许氏的住处,是个小的四合院。他书房同寝室,都在此房里,大概他的书房就兼作客厅,所以记者能在他的书房内同他谈话。他的书房虽然不见得华丽,但是布置得很恰当,一个大写字台放在阳光很充足的窗下,转椅、靠椅、躺椅都分配在很合适的地方。墙上稀疏地挂着些字画,屋子中间悬挂着一个大的古色古香的走马灯。两架子哲学书籍,同卡片箱子,放在写字台的对面,自然,这是许氏每天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。许氏穿着一件灰色哔叽面的皮袍,礼服呢鞋,同短短的胡须。虽然他不见得比普通留学生少受过外国的熏陶,这种装束,却湮没了他的那个过程。一幅沉默的面孔,配着他的服装,宛如画中的道士。当记者进门的时候,他只微微地点了几下头,便让坐在北窗下的椅子上,同时他也很自然地坐在对面。

“当我三岁的时候,正是甲午战争的第二年,我家因为受不了外力的压迫,抛弃了全部产业,由台湾回到大陆。”我说明来意后,许氏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了几句。我们平常只知道他是福建人,想不到他竟生长在两个民族有过激烈斗争的地方。原来许氏的祖先,在明朝嘉靖年的时候,便迁到台湾,许超便是他的入台一世祖。从他家庭的传说,一世祖是蒙塾的师傅,因为规避当时的重敛,而移到赤嵌。许是光绪十九年生于台湾。光绪二十一年中日和约签订,台湾及澎湖群岛都归日本。台湾民众反对无效,就积极筹建民主国。那时他的父亲任筹防局统领。旧历九月初三日,日人入台湾,他们便逃回潮州,因为他们的祖籍是揭阳县。他原籍是台湾,他父亲又在广东做官的缘故,便寄籍为福建龙溪人。

“回到大陆后,先生的家庭状况如何?”当他用简单的话,说明了他的家庭中,一个数百年的小史后,我便继续地这样追问他一句。他说:“先父在光绪二十一年台湾事变后,将所有积产五万余金,散与部下,携子侄逃居内地。全家在穷困中度过数年,到光绪二十四年时,才能算是得了点生活的安定,所以便搬到广州去住。嗣后先父虽然任过徐闻县、三水县等县的知县,同其他的官吏,但是遗留给我们的,仍是‘贫穷’,所以使着我在艰苦中才完成学业。”

许氏在燕大主修是教育学,其次是社会学。为得求学,他抛弃了第二师范的收入,求学的费用自然是要自己负担,在生疏的北国没有方法去找生活,于是便写些文章卖。

“先生求学的开始在什么时候?”我再转变谈话的方向,问他求学的经过。他仍是仰着头,很快地说:“小学在家里读的,光绪二十二年的时候,家里请吴献堂先生教我们弟兄。光绪末年,我便到广东官办的‘随宦中学堂’读书,陈受颐、周泽岐、危道丰、陈博生、俞棪等,都是那时的同学。”广州随宦学堂,是由当时做官的薪俸捐资办的,到辛亥革命后便被取消。当时还有五班没有毕业,许氏便是被遣散五班中年级最高的一班,他在中学仅只读了三年书。那时的学制是强迫的,不能任意选择,许氏虽然对于文学有相当的兴趣,但是被派入实科班,所以他的植物学、手工科等学科,得有相当的根底。

“离开中学后,即往漳州省立第二师范教手工、唱歌、植物学这类的功课,每月薪金小洋80元,那时我刚才过了19岁,因为生活的关系,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愿做的教员”,他不等我发问,便继续往下说,“在第二师范当了一年教员后,希望到外处去呼吸点新鲜的空气,所以到民国二年的时候,便到缅甸仰光去当小学教员,月薪只80个卢比,每个卢比当时只合中洋七角。在那里三年,将英文及其他的科学学科,都预备好了,因为那时迷梦着升大学”。许氏在缅甸,不但是在学识方面有了修养,而且正式地加入基督教,做他以后研究宗教哲学的一个开端。当时他的志愿,也就渐渐地扩大了,将升大学的希望,改为留学美国,并且得了各方面援助的同意。正当他兴高采烈的时候,民国四年台湾的“罗福星革命”失败。这个革命发动的地方,正是他老家剩下些少数产业的地方。在受了那样重大损失后的家庭,自然对于他的计划,不能有所帮助,使着他很失望,并且懊丧地又回到广东。

“那么先生什么时候入的燕京大学?”我又这样追着问了一句。他似乎感觉谈得很高兴了,端起茶杯呷了一口,转过头来对我看了看,又说:“民国五年我从缅甸回到漳州后,再到第二师范去做事。这次是担任附小主事(等于现在的主任),同以前所担任的功课。一年后先父因为生活的关系,到苏门答腊去做事。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,希望我到日本去学哲学,或者是继续教书的生活。但是我个人愿意研究宗教,所以民国六年到北平来。不久先父便死在棉兰,而成了我们的永诀。到北平后,适逢燕京大学开办,便做了第一班正式生,到民国九年毕业。”许氏在燕大主修是教育学,其次是社会学。他为得求学,抛弃了第二师范的收入,求学的费用自然是要自己负担,然而这个生疏的北国,没有方法去找生活,所以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,写些文章卖给漳州的报纸,同上海的《小说月报》。“落华生”的名字,便是那时被人知道的,虽然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,他便用了这个笔名。同时,他因为生活的困难,在三年内把所有的学分完全读完,而比别人早一年完成大学的学业。

许氏是时代的幸运儿,时代将他从穷困中拯救出来,而完成他理想的求学程序。他的勇气让人钦佩,在茫茫前途中,只带了极少数的金钱,而去作长时间读书的计划。

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,他似乎很高兴,立刻站起来到里屋去找他在燕大求学时期的日记给我看。他说:“我在求学的时候,对于自己非常的拘束。每日的日记,对自己都有严格的批评。”可是他翻了一次,并未找着,好像有点懊丧的样子,勉强地笑了一下,便回到原来的座位上。我再按次序地问他:“在燕大毕业后,许先生自然是需要做事的。”当时我想,一个经济很困难的人,能够将我国现有教育制度的最高段落完成,同时那时的大学生,社会上也不像现在这样地轻视,所以我想许氏一定是在社会上要找着工作的。可是他又笑了,一个轻微的笑,使着我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大学毕业后,仍在宗教学院求学,民国十一二年曾经做过周作人的助教,民国十二年便出国求学。”在他敛起笑容后,很简单地将我的问题,作了扼要的答复,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答复,却给了我一个大的惊讶。许氏却仍是很稳地说下去:“我得了协和神学院的800美金,及司徒雷登的帮助。我在1923年到美国去,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史,但是只在美国读了一年书。”更使我觉得许氏是时代的幸运儿,时代将他从穷困中拯救出来,而完成他理想的求学程序。同时我更佩服他的勇气,在茫茫前途中,带了极少数的金钱,而去作长时间读书的计划。回想起现在一知半解的大学生的自满,增加了我对他尊重的心,为的他这番的奋斗。

“离开美国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印度哲学,及梵文和社会人类学等。费用是伦敦国外布道会Thomas助金里,每年补助200镑。到‘五卅惨案’发生时,英国人对我们的感情不好,想将这种助金给取消,后来减为100镑。”那时是许氏困难的时候,本来在美国的时候,除去固有的补助外,每星期还在学校兼教《诗经》,每小时是10美金。即或补助费用完后,当时在美国找各种工作,也不困难,自然可以使他安心地求学。到英国去,是受了研究宗教的心所煽动,同时又得了英国一个朋友的帮助,使他获得了助金,结果却发生问题。而国内能够对于他有点帮助力量的各庚款机关,又没有熟人介绍,所以在民国十五年便怅怅地返国了。

“回国后,就在燕大教书直到如今。现在所教的功课是中国礼俗史与佛教史、道教史等。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中间,曾经在北大清华等大学教印度哲学、社会人类学和佛教哲学等,后来因为燕大限制兼课,所以现在只任燕大历史系的教授。前年燕大休假时,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了半年书。”许氏想到我要这样问,便很痛快地告诉了我回国后的简单经过。这时我忽然想起许氏曾经到印度研究过佛学,又问他那次的情形。他说:“民国十五年到印度去了一次,在波罗捺城印度大学念了一年书,及研究印度古代宗教思想,注意宗教与社会的关系。前年下半年在中山大学任教后,去年一月到七月时,又到印度普那(Poona)地方孟买大学所属的一个学院研究梵文与宗教,仍是注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。”

他呷了口茶,略微顿了一下说:“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,将来宗教或者要慢慢消灭的,虽然人类是有情感的,终会被理智侵占了。可是现在社会仍离不开宗教的引导。”

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成就的人,而不断地虚心地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,于是我便问以后研究计划。这个问题,倒使他犹豫了,停了一刻方说:“关于学术方面,我还不算成熟,念的书也不算多,一样东西若不是教授十年以上,不能说是有研究。”他这样很自谦地说,仰起头来想了想,又说:“现正在写《道教史》,《佛教史》也写得不少,还预备编一部《梵汉字典》,打算用毕生的力量做这件事。”说完便抽出他写的许多卡片给我看,每一个名词都有详细的解释。“现在答应了商务印书馆,写《中国礼俗史》。关于这一门学问如江绍原先生是撰述迷信方面,陶希圣先生撰述社会经济方面,黄石先生撰述各种节气的。我所要着手的是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礼仪习俗的历史。”许氏仿佛忽然想起这件事似的,很快地告诉了我。

我们渐渐地谈到学术方面,我问他对于佛教的见解,他似乎感觉很难似地说:“我个人对于佛教没有信仰,因为佛教给人一个悲观的结论。假若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,他一定是个悲观论者。我虽觉得生活可悲,但不愿永住在‘涅槃’的境地。”说到这里,他又呷了口茶,略微顿了一下说:“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,将来宗教或者要慢慢消灭的,虽然人类是有情感的,终会被理智侵占了。可是现在社会仍离不开宗教的引导,等到将来社会与个人的性格达到完善的境地,宗教也就失掉它的功效了。”一说完了低着头,好像静待我的发问。

“印度哲学,与中国的关系怎样?”我随着提出这个问题,击破我们间的沉寂。他很自然地说:“我们不要采用不需要的思想与制度,如果是为知识而研究还可以,若是当日用粮食那样的看,它就不可以。印度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很多,但好的我们没十分得着,坏的倒留下了许多。我研究印度思想只为同在东方,无论好歹,国人总应了解他。”

最后我又问他对于中国礼俗的意见,这一问好像触动了他的兴头,便滔滔不绝地说:“人类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,最显然的是他有语言文字和衣冠礼仪。礼仪是社会的产物,没有社会,也无所谓礼仪。古代社会几乎整个生活,是被礼仪捆绑住。所谓‘礼仪三百,威仪三千’,是指文人没有一举一动,是不在礼仪里头的。礼仪本来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,用来表示生活上的三种意义:一是生活的象征,二是行为的警告,三是危机的克服。若是行为不被公认在某种事情上必得这样做的,便不能算为礼仪。所谓生活的象征,是人在很短的时间把他生活的方法表现出来。如人要表示友谊,‘友’的原则是互助,有人说中国的‘作揖’,是种地时拿锄头刨土的手势。古时两个人相见,语言不一定相通,但要表示友谊时,便做一种手势,意思是说,你如要我帮忙种地,我可以效劳,这样便成了‘作揖’。欧洲人的‘拉手’‘脱帽’,同中国的‘叩头’,都是生活的象征。”

说到这里,他叫听差来倒茶,干了一杯后继续说:“至于行为的警告,意思是依据生活的经验,如官吏就职的宣誓典礼,是为警告他在职时候尽职,不得辜负民众的事情。又如西洋轮下水时,要行掷香槟酒瓶礼,是表示不要船上的水手,因为狂饮而误事的意思。此外危机的克服,人在生活的历程上,有种种危机,如生产、婚丧等事。故人对于生活上的危机,都用一种礼仪,多半是含有巫术的色彩。现在知识增长,生活形式变更,所以人也不再找这些麻烦了。”他一口气说完了,大家都感觉有点疲惫,便将话扯到琐碎的事情上。谈了两个钟头以后,我辞别了这位学者,走向归途。

(1935年2月23—26日)本文摘自《北平学人访问记》(上),贺逸文等撰,张雷编,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第一版,定价:96.00元(上下两册)

(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)

来源: 中华读书报
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770665954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
(0)
上一篇 2023-01-23 13:29
下一篇 2023-01-23 13:39

相关推荐